馬凱碩在這本書中說，中國經濟快速成長，令千百萬中國勞工得到解脫，因為他們不必再被綁死在中國工作環境嚴苛的農村。千百萬人湧向城市。他引用數字說，2000到2005年，都市人口增加一億到五億二千七百萬（占總人口的40%），其中許多是來自城鄉的人口流動。沒錯，受雇的女孩大多在十六到二十二歲之間；二十五歲以上會被認為太老，而送回老家。包括加班費和獎金在內，大部分勞工一個月賺40美元左右。但馬凱碩說，對這些年輕的女孩，這麼微薄的工資，已經高於她們在鄉村能夠賺到的錢。更何況，「在有空氣調節的廠房工作，也遠比在烈日下耕田舒服。 走出狹窄的農家房舍，住進都會區，也能得到重要的社會自由」。他說，這是為什麼千百萬中國男女選擇從事新職業的原因，因為他們覺得這一步令他們得到解脫。
這段文字，令人想起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、二十世紀最重要的經濟學家之一米爾頓．傅利曼（Milton Friedman）在《選擇的自由》（Free to Choose）一書，談到「最低工資」（minimum wage）時表示，鼓吹頒訂最低工資法的人，說那是幫助低所得者的一種方法。其實，他們「愛之適足以害之」。
為什麼？傅利曼指出，最低工資法要求雇主歧視低技術能力的人。他說，當然沒人會這麼說，可是實際上卻是如此。傅利曼舉例說明何以如此：
假設教育程度不高的一名青年，所提供服務的價值只合每小時2.00美元。他或她可能渴望接受那種工資，好在工作上學習更多的技能，以便將來另找更好的工作。我們的法律卻說，雇主必須支付這種人每小時2.90美元（1979年的水準），才能雇用他或她。雇主如果不願意多加90美分做善事，雇用服務價值只有2.00美元的那位青年，他或她就只好失業。年輕人沒辦法受雇於每小時工資2.90美元的工作，竟然比可以受雇於每小時2.00美元的工作要好，這樣的道理，我們始終無法理解。傅利曼進一步指出，年輕人的高失業率，尤其是黑人青年的高失業率，既是丟臉的事，也是社會不安的嚴重來源，而這主要是最低工資法造成的。「我們認為，最低工資率是所有的法律中，即使不是對黑人最不利的一項，也是非常不利者之一。政府先是開辦學校，許多年輕人（黑人居多）反而得不到好教育，沒有學到能夠賺取好工資的一技之長。接著政府第二次懲罰他們，不讓他們得到低工資工作，作為踏進職場的第一步，接受在職訓練。所有這些，竟然都是以幫助窮人為名」。
不論是報導耐吉鞋子工廠的西方新聞媒體，還是制定最低工資法的鼓吹者，是不是都是偽君子呢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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